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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莫高窟第45窟南壁觀音經(jīng)變之“觀音救海難圖”。

▲日本遣唐使交流協(xié)會實業(yè)委員會贈送揚州鑒真紀念館的遣唐使船模型。二平 攝

梁二平

大約是2010年，中國海洋文化的重要推動者鄭明先生（今年3月在北京病逝），曾組織過一個出版工程，編撰《中國海船圖譜》，知道我研究古海圖就約我參與編撰。雖然，中國古船史專家稱，古代中國造船曾有三個高峰，一是秦漢，二是唐宋，三是明朝。一眼望過去，高峰迭起，但船圖皆無。至少唐之前，一點影子都沒留下。唐代，或許還能挖出星星點點的線索。

據(jù)我個人研究，中國古代沉船出土，或出水，有過兩個高峰，一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二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。這半個多世紀發(fā)掘的古代沉船，數(shù)量可謂不少，先后發(fā)現(xiàn)和發(fā)掘了50余艘古船。其中，1960年，江蘇揚州施橋鎮(zhèn)船閘工地出土了一條唐代木帆船；1973年，江蘇如皋又出土了一條唐代木帆船。兩條古船出土于江尾海頭，考古專家將其認定為唐代海船。遺憾的是這兩條唐代海船，船體完全腐爛，無法修復。

考古發(fā)掘僅理出一點唐代造船的線索：揚州出土的海船，采用了斜穿鐵釘?shù)钠浇蛹夹g(shù)；如皋出土的海船，采用垂穿鐵釘?shù)拇罱蛹夹g(shù)；兩條海船，皆建有多個隔艙。專家指出：這種由底部和兩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橫梁環(huán)圍而構(gòu)成的水密艙，船中部以前的艙壁都安裝在肋骨之前，中部以后的艙壁就裝在肋骨之后。這種安排方法可防止艙壁移動，使船舷與艙壁板緊密地結(jié)合在一起，加固了船體的橫向強度。這樣船就有可能多設(shè)船桅，更能適應海上風浪。但這兩條船，是不是海上貿(mào)易的商船，還沒有什么出土的東西可以證明。1973年寧波還曾出土過一艘唐代海船，船上載有700件瓷器，有的上面留有款識唐文“大中二年”，即公元848年，這或許是一艘海上貿(mào)易船，但船已爛得不成樣子，無法認清其形制與規(guī)格。

唐代文獻中倒是有唐代海船的記載，喀什僧侶慧琳的佛學著作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中，曾記有一種叫“蒼舶”的海船，其船“長達二十丈，可載六七百人”。這個說法，顯然夸張。二十丈，相當于66米長。至少，到了明代才有造這樣大船的可能。此間，西域文獻，也有大唐海船的記載。據(jù)9世紀的阿拉伯商人寫的《中國印度見聞錄》（亦稱《蘇來曼東游記》）記錄：大唐的商船很大，在過阿曼暗礁群時，是無法通過的，只有小船才能通過。另外，還記錄了，大唐的商船交稅，也比其他船只交得多。這似在說明中國船運載量很大。

這些歷史記述，雖然都來自唐代，但不是信息夸張，就是不夠具體，讓人無法推測出唐代海船的基本輪廓。我想唐代的圖像庫——敦煌，應有這方面的描繪。于是，求助好友敦煌學博士劉波，請教敦煌哪個窟有船畫，她推薦我去讀其大師兄馬德博士的大作《敦煌石窟全集26：交通畫卷》。此卷果然有北周至隋唐一百多幅小舟大船的勾畫。但這些畫，大多表現(xiàn)的是佛經(jīng)故事，并非真正的寫實作品。

比如，第217窟東壁的盛唐壁畫“觀音救海難圖”。畫中的樓船都游船，沒有一艘是真正的海船。不過，這些船畫還是為我們提供了那個時代的舟船基體形象，描繪了槳、櫓、棹、廊和帆、桅、纜等舟船細節(jié)，說明畫師們對舟船知識有一定了解。

敦煌壁畫中，真正中外聞名的海船畫是第45窟南壁觀音經(jīng)變中的“觀音救海難圖”（它的上方，就是著名的反映絲路艱險的“胡商遇盜圖”）：畫面中，我最關(guān)注的桅與帆，此船一桅一帆。據(jù)研究者馬德博士稱，此桅桿頂部清楚地畫出五級掛帆扣，以示該船可根據(jù)風力隨時調(diào)整速度，這在敦煌石窟所有舟船圖像中是絕無僅有的。畫上還繪有船夫們的操作臺——廊，船夫正在舷板上操作。在船的尾部，有一船夫把棹，掌握航向，此棹有舵的作用，但只能在江河湖泊中使用，無法在大海中控制轉(zhuǎn)向。畫上敘事，主要是一群撐篙、搖櫓的船夫在與海上妖魔搏斗，當然天上有觀音護佑。

據(jù)馬德博士研究，七百年間敦煌壁畫中的舟船形象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(fā)展變化，似乎可以作為一部舟船史來讀。壁畫中漸次出現(xiàn)大木板船、帆船和各類樓船、廬船等，這些大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中國的造船和用船水平。

唐代出洋的海船，東海方面，基本上是古浙船，南海方面，基本上是古福船。但這只能是推測，因為，我們現(xiàn)在找不到任何一幅真正的唐代海船畫，所以，這幅畫是目前唯一存世的唐代“準海船畫”，雖然是經(jīng)變之圖，但價值也不可小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