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元和元年（806），白居易罷校書郎后，登“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”，授官周至縣尉。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官。然而，在兩年的縣尉任內(nèi)，詩人親身經(jīng)歷了官僚政治的腐敗，也同時切實地體會到人民生活的疾苦，從而使他很快地寫出了膾炙人口的《長恨歌》和著名的諷喻詩《觀刈麥》。

不久，白居易被調(diào)回長安，從翰林學士升為左拾遺。這是一個諫官的職位，有機會直接向皇帝進諫?！拔槐安桓彝鼞n國”，白居易似乎有了一種報國有門的感覺。此時，他意氣風發(fā)，詩興如潮，寫了大量為民請命的諷喻詩?！都奶粕肪褪沁@個時期寫的一首特別的詩：

賈誼哭時事，阮籍哭路岐。

唐生今亦哭，異代同其悲。

唐生者何人，五十寒且饑。

不悲口無食，不悲身無衣。

所悲忠與義，悲甚則哭之。

太尉擊賊日，尚書叱盜時。

大夫死兇寇，諫議謫蠻夷。

每見如此事，聲發(fā)涕輒隨。

往往聞其風，俗士猶或非。

憐君頭半白，其志竟不衰。

我亦君之徒，郁郁何所為？

不能發(fā)聲哭，轉(zhuǎn)作樂府詩。

篇篇無空文，句句必盡規(guī)。

功高虞人箴，痛甚騷人辭。

非求宮律高，不務文字奇。

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

未得天子知，甘受時人嗤。

藥良氣味苦，琴澹音聲稀。

不懼權豪怒，亦任親朋譏。

人竟無奈何，呼作狂男兒。

每逢群盜息，或遇云霧披。

但自高聲歌，庶幾天聽卑。

歌哭雖異名，所感則同歸。

寄君三十章，與君為哭詞。

元和四年（809），唐憲宗任宦官頭目吐突承璀為招討使，白居易上書《論承璀職名狀》極力反對，說憲宗是“自損圣名”，當“取笑于萬代之后”。白好生大膽，竟然斥責皇帝老子，憲宗大為不悅。謂李絳曰：“白居易小子，是朕拔擢至名位，而無禮于朕，朕實難奈！”幸虧李絳從中化解，說白居易“非輕言也”（以上見《舊唐書·白居易傳》），讓白居易逃過一劫。不過，詩人不久便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，仍充翰林學士?？蛇@只是一個閑職，把白居易晾在那兒。白居易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下此詩，不能不說白居易還真的有點牛脾氣，雖遭打擊，然無所畏懼，心中有氣，借寄抒發(fā)，表現(xiàn)出剛直忠義而敢言直諫的精神。

這首詩寫了兩個人，一唐生，一自己。前半部分寫唐生，后半部分寫自己。唐生是個善哭者，作者是個善歌者。二人都是正直的志士，因為共同的心懷忠義而不滿弊政的思想基礎，故二人交誼甚篤。

唐生即唐衢，其實也是個詩人，他因?qū)覒M士不等，善為詩歌，意多感發(fā)，是白居易《新樂府》詩的最早知音之一，“惟有唐衢見，知我平生志”（《傷唐衢二首》其二），“有唐衢者，見仆詩而泣”（《與元久書》）。

此詩開篇，以賈誼、阮籍二哭典為例，以寫唐生貼切而生動?！疤粕褚嗫?，異代同其悲”二句，出語膽大，用筆狠重，不僅將唐生與古人相類比，意味唐生亦如前賢，而且將今時與古代類比，意味今世已同前朝。都是一哭，不為一私，所悲忠義，哭之性質(zhì)無異。開篇的四句，深意微妙，矛頭直指弊政，直指當國者。

唐生何以動輒便哭呢？詩中告訴我們，原來唐生不為己悲，而為段秀實太尉、顏真卿尚書、陸長源大夫而哭，為他們感召日月的忠義精神和報國壯舉而哭?！奥暟l(fā)啼輒隨”句謂，不哭則已，哭必號淘而老淚縱橫。唐生善哭，愛我所愛而悲我所悲?？薇乜薜美碇睔鈮?，哭必哭得感天動地。善哭之唐生為詩人所盛贊，然而卻飽受凡夫俗子所揶揄，“往往聞其風，俗士猶或非”二句，既是對世俗的順帶一刺，又是自然收束而轉(zhuǎn)場，由寫唐生之哭，而轉(zhuǎn)向?qū)懽晕抑姟?/p>

唐生長哭當歌，而詩人則是長歌當哭?！拔乙嗑剑粲艉嗡鶠?？不能發(fā)聲哭，轉(zhuǎn)作樂府詩?！痹娙俗员忍粕?，人善哭而我善詩。而我之詩與唐生之哭無異，目的只有一個：“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”這乃是白居易樂府詩的寫作宗旨和創(chuàng)作宣言。這與其《與元九書》所闡述的“志在兼濟，行在獨善，奉而始終之則為道，言而發(fā)明之則為詩”的創(chuàng)作動機是一致的?！捌獰o空文，句句必盡規(guī)”二句，側(cè)重于內(nèi)容上說，即如實揭露權貴欺壓百姓，巧取豪奪的丑惡，針砭時弊，反映生民疾苦，為民疾苦而呼吁，不寫無痛呻吟的空洞文字。而“非求宮律高，不務文字奇”，側(cè)重于形式上說，即語言樸質(zhì)無華，表達直截了當，不求音節(jié)新奇和詞藻華麗，走通俗化、平易化之路。而這種詩歌改革主張，全是為了達到諷喻的目的。不管這諷喻的寫法為人所不理解，與唐生的哭一樣受人諷刺，只要“庶已天聽卑”而“不懼強權怒，亦任親朋記”。為了天子不受蒙蔽而能夠改革弊政，詩人“甘受時人嗤”，甘被呼為“狂男兒”。真是好一副絕不退讓的決斗士的精神面貌，讓人感佩之至也。

詩的最后，以“歌哭雖異名，所感則同歸”二句，照應全篇，合二為一。此二句意味因其弊政而作詩和唐衢因憂憤而悲哭，性質(zhì)完全一樣，都是忠義之舉。故南宋黃徹《鞏溪詩話》評曰：“忠臣義士，欲正君定國，惟恐所陳不激切，豈盡優(yōu)柔婉晦乎？”

《寄唐生》一詩，讓我們看到，白居易對自己的詩歌創(chuàng)作有一種期待，那就是“非求宮律高，不務文學奇，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?！彼J為文學里的格律、形式、文字都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三個字：“生民病”，就是老百姓的病苦，要反映出來讓天子知道。如果寫出這樣的東西天子看了沒有感覺，他甘愿為世人嘲笑。這是非常大膽的言論?；实劭戳硕疾欢畣幔繘]有感覺嗎？可能皇帝根本沒有看到，詩人就自己招致了利益集團的怨恨。其實，當時白居易已經(jīng)身處逆境，險象環(huán)生。他一首接一首不斷問世的“諷喻詩”，已使“權豪貴近者，相目而變色”，使“執(zhí)政者扼腕”，使“握軍要者切齒”，然而他仍然書生氣十足，對自己所處的狀態(tài)并不在意，竟然大大咧咧地當面指摘唐憲宗的招討宣尉使的錯誤，使皇帝勃然大怒。雖經(jīng)說情后幸免處分，但諫官的職位是無從保全了。此后因此而被調(diào)任左贊善大夫，并最終因年輕氣盛，在新職位上仍不能安分守己，落得個被逐出京城，貶謫江州司馬的結(jié)局。